非本市户籍的孩子上学到底有多困难？
李淼，山东大学哲学与发展学院讲师，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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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级学生入学时，都要递交暂住证、户口簿、居住证明、父母在该市务工证明和户籍所在地无监护人证明等五种证件（俗称“五证”），但三个年级的学生入学体验却极为不同，七年级学生入学时，在“五证”之外还额外增加了纳税证明。差异性入学体验的背后是不断变动的公办学校准入政策。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在老家不是挺好吗。（他们）在这连累我们也跟着没法好好上课。”教学秩序是被关爱主题活动打乱的，但被本地生解读为流动青少年来到城市、就读公办学校的结果。敌视情绪日复一日积累。
子女教育是城市中产的心头之痛。买天价学区房，上昂贵私立校，赴北美投资房产，只为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环境。好的环境，包括优质的师资和教学，先进的育人理念，也包括结识更优秀的同学，与更高阶层的家庭为邻。这些拼命奋斗的中产群体，努力向上，远离底层，用尽力气换个学区房，只为子女不上弱校，不要和“卖菜的、修空调的”孩子同学。
而“卖菜的、修空调的”家庭子女，则连就地入学都很困难。
随着政策调整，他们逐渐获得了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机会，这些学校往往是位于教育体制最边缘的公办薄弱校。流动青少年与本地底层学生，在这里相会。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全国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的就学比例持续增加。而实际上，受城市规模结构和政策执行程度的影响，各地情况差异很大。近年来，特大城市为缩小常住人口规模，提高了公办中小学入学门槛，使很多随迁子女更难以就读城市公办校。即便得以入校，他们也多聚集于教学质量较差的公立薄弱校。
公立薄弱校亦处于城市教育系统的边缘，但学校与流动青少年关系微妙，流动青少年、家长、教师和本地户籍学生，在这一边缘的系统中互相边缘化。流动青少年的教育经历，事关一个急速增长的社会阶层的未来和教育资源分配与教育发展成果的共享，却在多数人的视线之外。
我曾在一座特大城市（以下称X市）的大量接受流动青少年的公立薄弱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观察，并持续关注其发展。
▌入学：从排斥在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边缘
随着X市户籍人口出生率下降，许多学区内排名较低的公办学校本地生源急剧流失。接收流动青少年不仅是政策导向，更是维持学校生存的权宜之计。HS中学（化名）是X市一所教学质量被本地家长诟病的公办薄弱校，大量接收了学校附近城中村的农民工随迁子女。
调查时，HS中学共有500多名学生，其中流动青少年占67%。学校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180多名本地生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和父母离异的家庭。
比较学校各年级的学生人数，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流动青少年的“流动性”。初一的八个班共有近340名学生，初二时减少到170名左右。到了初三，每个班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无奈之下，学校只好把30多名初三学生分别集中在两间教室里授课，一间是参加中考的10名本地生，另一间属于无法参加高考的20余名流动青少年。
各年级学生入学时，都要递交暂住证、户口簿、居住证明、父母在该市务工证明和户籍所在地无监护人证明等五种证件（俗称“五证”），但三个年级的学生入学体验却极为不同。九年级学生入学时无一例外地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择优录取。八年级学生不但没有经历入学考试，而且有个别学生“五证”不全。而七年级学生入学时，在“五证”之外还额外增加了纳税证明。差异性入学体验的背后是不断变动的公办学校准入政策。
八年级学生婷婷与单亲母亲生活在X市，户口落在父亲所在的农村。她曾在两次入学考试中接连失利，无奈回到打工子弟学校重读了两年，第三次考试成绩达到入学要求，“五证”却成为了横在面前的又一道障碍。婷婷的父亲在国外务工，联络不上，备齐“五证”成了令全家焦心的事情。最终，母亲跪求校长，换来她的入学。
婷婷数度哽咽之后说：“我妈妈每天都来学校找校长求情，后来她跪在校长面前，我看着心里特别难过，当时就下决心，不上学了。”在补交了证明材料后，婷婷顺利入学，但母亲下跪的一幕却成为她心里挥之不去的痛。
跟婷婷一样，HS中学里还有很多八年级学生也曾就读打工子弟小学，提及那些没能进入公立初中的昔日伙伴们，他们言语中常常表现出无法掩饰的优越感。从打工子弟学校升学至公办初中，他们不仅要抵抗来自同辈群体的负面影响，还要敢于冲破打工子弟学校对公办学校的污名化。
一方面，打工子弟学校往往管理混乱无序，在这种氛围熏陶下，努力学习的学生常常被同伴们视为异类。很多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了在同辈群体中获得归属感而放弃学业。在调研中，我多次听到学生将主动放弃进入公立学校归因于“要跟好朋友在一起”。
另一方面，为了留住生源，打工子弟学校倾向于向学生和家长散布公办薄弱校的负面信息，如学校管理松懈、教师歧视外地学生等，进一步致使流动青少年放弃考虑公办学校。
HS中学的八年级学生之所以能进入公办中学，一方面由于他们居住在城中村，享受“就近入学”政策，另一方面，他们的家长有更多基于血缘、地缘或业缘的网络关系，可以从中获知公办学校的信息。
从打工子弟学校进入公办学校，实现了由结构性排斥到体制接纳的转变，这些流动青少年成为正规教育体系中的一员，但由于薄弱校处于学校层级结构的边缘，也加剧了该群体在体制内的边缘化。
▲ 2016年6月20日，上海青浦联合民办小学五年级举办毕业典礼。图为来自河南的女生静怡，她的征文获得“假如我是科学家”征文比赛三等奖。 © thepaper.cn
▌农民工家长：家访是形式主义，对提高成绩毫无助益
在调研中，我曾多次跟随HS中学的教师到城中村家访，观察和感受到城市教师与农民工家长之间疏离脆弱的关系。有一次，家长没有按照约定留在家中等候，吃了闭门羹的老师们非常生气，抱怨农民工家长不重视子女的教育，一位老师致电询问，家长说正在卖菜脱不开身，简单应和之后匆忙挂断了电话。此举立即招致了老师们的集体讨伐，他们随之吐露与农民工家长打交道的种种不易。
而这位家长对不合作态度如此解释：孩子从打工子弟小学毕业后进入公办学校，她十分高兴，然而两个学期后，孩子的成绩却“直线下降”，从打工子弟学校时期的“班级前五名”下滑到了中学的班级倒数第二名。这位家长对公办学校逐渐失去了信心，甚至公开质疑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育方法。在这位家长眼中，家访是对提高成绩毫无助益的形式主义，他不愿意为接待老师们的到访而失去一位买主。
其实打工子弟学校中的考试作弊现象十分普遍，但很多农民工家长并不知情。他们认为，孩子成绩下降是因为公办学校教学水平不佳，其实可能是真实反映了知识储备水平。这种误解加深了农民工家长与城市教师之间的隔阂，家长质疑教师们无能，教师埋怨家长们教育意识薄弱、家庭教育缺失、对流动青少年的放纵行为听之任之。
尽管如此，即使是那些对HS中学教学水平最为不满的家长们，也评价这所公办学校比打工子弟学校“管得严”，教学活动有条不紊，作业布置目标明确。“管得严”有助于学生取得好成绩。即便无法取得好成绩，家长们也相信学校的本分是规训学生，使学生懂得规则并在规则范围内行事。在这方面，与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公办学校具有压倒性优势。
▌本地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在HS中学，24名八年级本地生被平均分在了6个班级里。在日常学校生活中，他们与流动青少年互助友爱，关系融洽。但学校举办的一些关爱流动青少年的主题活动，却意外地激化了本地生的敌视情绪。
针对流动青少年学科基础知识较差和学习习惯不佳，HS中学组织骨干教师设计了一套颇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并通过媒体的多次报道获得了社会关注。在班会上，八年级班主任瞿老师给学生们播放了几则宣传HS中学教学成果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反复提及诸如“来X市务工人员子女”和“打工子弟”等词语，招致了班级中几名本地生的激烈抗议。
在全班学生安静收看新闻播报时，一个本地生突然站起来，很气愤地说：“我们不是打工子弟！凭什么说我们是打工子弟！”其余几名本地生立刻点头赞同这番话，“就是！他们才是打工子弟。”瞿老师完全没想到矛盾竟以这种方式一触即发，她立刻打断了学生的责难，转换话题，用解释新闻报道中的“标题党”现象来缓和紧张气氛。
下课后，瞿老师说：“给本地生贴上‘打工子弟’的标签确实是考虑不周，他们反对也是情理之中。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他学生呆呆地坐在那，什么也没说，一副很无辜、很委屈的样子。”
不久后，又一件事激起了本地生的不满，甚至一些流动青少年也表现出了抗拒。
社会各界为流动青少年捐赠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物资，为此HS中学要举办一场捐赠仪式。连续两周时间里，八年级学生在下午自习课时聚集在操场上练习队列操，准备在仪式上表演。两名本地生由于不认真练习，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写作业。他们走到窗前，望着楼下列队整齐的同学们，其中一个学生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在老家不是挺好吗。（他们）在这连累我们也跟着没法好好上课。”教学秩序是被关爱主题活动打乱的，但被本地生解读为流动青少年来到城市、就读公办学校的结果。敌视情绪日复一日积累。
在捐赠仪式上，标有“来X市务工人员子女”的大字横幅飘荡在学校操场四周，学生见此情境，纷纷表示无法接受：“他们来我们学校是好意，那也不用这样吧，好像我们特别穷，什么都不如他们一样。”这些对“来X市务工人员子女”的指称明确表示反感的学生几乎都在城市或农村的公办学校中渡过小学时光。相反，小学时就读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对此见怪不怪。
▲ “流动儿童”群体常常受社会关注，亦有公益机构专门做这方面的工作。图为2016年6月25日，NBA亚裔球员林书豪与流动儿童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在北京郊区的奶西实验学校。 © Hupu.com
▌教师：工作就是跳板，希望有一天能告别流动青少年
HS中学一共有50多名专任教师。从2005年，HS中学招收流动青少年开始，教师们中就弥漫着一种绝望、愤懑的情绪，他们为“教不会”流动青少年感到沮丧，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感到茫然。刚入职三个月的八年级宋老师说：“这份工作算是个跳板吧，我要在这积累一些教学经验，要是能教好这些学生的话，（教好）X市本地生肯定没问题。”
这样想的老师不在少数。专任教师中有一半是从远郊区县调进城里的，调动原因无一例外是子女上学，包括王校长和张副校长。“小升初”是老师们午饭时最常讨论的话题。教师流动性也很高，在我调研的一年时间里，先后有十名教师调离，调进调出是常有的事。
除了子女教育问题，教师们也想教更好的生源。七年级齐老师本科毕业后来到HS中学，入职三年后，获得了一个到示范校工作的宝贵机会。“老师都想教好学生，容易出成绩，可是在这个学校很难。学校领导努力提升学校知名度也是想谋求学校自己的发展，吸引到更多的本地生源，有一天能告别流动学生。”齐老师说，“有时，我也会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都不想教这些学生，可是毕竟还是要有人教他们。”她沉默了很久。
老师们经常反思教育公平问题。他们经历了子女的“小升初”大战，产生了对教育公平的迫切渴望，激烈指责教育不公。然而他们也参与制造着另一种不公。面对学生不佳的知识储备和懒散的学习状态，他们常常戏称自己是“支教老师”。一位老师这样总结：“都说这些学生是社会边缘人，其实我们这些老师也是教育体系里的边缘人，可惜还是不能同命相怜。”
▌流动青少年何日能真正分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
2003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明确流入地政府和流入地公办学校主要承担流动青少年义务教育责任，并提出在收费和日常评优方面做到“两个一视同仁”。国务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重申了上述政策要旨，要求城市公办学校向流动青少年开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确保他们能在城市中接受义务教育。
在城市公办学校积极接纳流动青少年的当下，城市政府要注重公办学校准入政策的连续性，并为缺乏信息渠道的农民工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在促使打工子弟学校良性消亡的同时，要避免为保护地区利益抬高公办学校入学门槛，让流动青少年陷入无学可上的艰难局面。
当前，流动青少年义务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提升公办薄弱校的教学质量，改变流动青少年在现有学校和教师考评体系中利益不相关者的地位，使他们能够真正地分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实践中，许多举措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优秀教师跨校轮岗机制等。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公办薄弱校将不仅仅是农民工家长眼中“管得严”的学校，它将为每个孩子提供分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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